第1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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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到朋友的别墅里去住，不论是在餐席上还是在卧房里都有自己的待僮随身侍候，需要什么就派侍僮去找什么。由于跟主人家的仆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甚至也见不到他们，所以他给他们赏钱也就只凭他高兴，爱怎样赏就怎样赏，爱什么时候赏就什么时候赏。而我呢，单身一人，没有仆役，只好事事都靠主人家的仆役，这就得买他们的欢心，免得多吃苦头。我既被看作和他们的主人处于平等地位，也就必须把他们当作仆役看待，甚至比别人对他们还要优厚些，因为事实上我比别人更需要他们侍候。如果这家仆役不多，倒也还罢了；但是，在我去的那些人家，仆役都是很多的，个个都很傲慢，个个都很狡猾，个个都很警觉——我是说为他们的利益而警觉，那些坏蛋专会那一套，要我不断地需要使唤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巴黎女人可谓聪明伶俐，可是对这一点却毫无正确概念；她们拼命要为我节省开支，结果却叫我倾家荡产。如果我到城里去吃晚饭，离家稍远一点，女主人总是不肯让我派人去雇一辆马车，一定要人驾车，用自己的车子把我送回来。她很高兴为我省了二十四个苏的车费，至于我赏给侍仆和车伕的那一个埃居，她就想不到了。若是一个女人从巴黎写信给我，寄到退隐庐或蒙莫朗西，为了体惜我该付的那四个苏的邮资，便专门派一个仆人送来，这仆人步行来，跑得满头大汗，我得给他饭吃，还要赏一个埃居，当然，他得这一个埃居一点也不亏心。若是她建议我跟她到乡下去住几天，她心里总是想：“对这个穷小子，这总是一种节约，在这期间，伙食总不要他花一个钱的。”她就想不到，在这时候，我也就不能工作了；我的家用、我的房租、我的内衣、我的服装，都还是照样出钱不误，刮胡子钱还要多出一份，总之，在她家住花的钱要比在自己家里多得多。虽然我赏那些小费只限于我惯常去住的那几家人家，可是这种赏钱对我免不了还是负担奇重的。我可以保证，我在奥博纳乌德托夫人家里足足花了有二十五个埃居，而实际上我在那里只不过住了四五次而已。而在埃皮奈和舍弗莱特，在我到那里常跑的那五六年之中，我花了不止一百个皮斯托尔。象我这样脾气的人，什么也不会自己料理，什么事都不会取巧，又看不得一个仆役嘀嘀咕咕，在侍候你的时候那副不乐意的样子，这些小费都是非花不可的。就是在杜宾夫人家里，我总算是她家里的人了，给仆人们也不知道帮过多少忙，可是我受他们的服侍，从来也都是花大钱换来的。到后来，我不得不完全放弃这些小赏赐，因为我的境遇已经不容许我这样做了；也就是在这时候，人家更加严酷地使我感觉到了跟地位比自己高一等的人来往是多么不相宜。

如果这种生活是合我口味的，花大钱去买快乐，倒也可以聊以自慰，可是倾家荡产去买苦吃，这就太难堪了。我痛感这种生活方式的沉重压力，所以我就利用当时那一段自由生活的间隙，下决心把这种自由生活永远继续下去，完全放弃上层社交界，放弃写书工作，放弃一切文学活动，终我之身，隐遁在我自觉生而好之的那种狭小而和平的天地里。

《给达朗贝的信》和《新爱洛伊丝》这两部书的收入已经使我的经济状况稍有起色，而我的财源在前此住退隐庐时已经濒于枯竭了。眼前大约还有一千埃居可得。我写完《爱洛伊丝》后就正式动手写的《爱弥儿》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它的收益应该至少可以把上面的数字翻一番。我计划把这笔款子存起来，作为一笔小小的终身年金，连同我抄缮的收入，可以维持我的生活，不必再写作了。我手头还有两部作品。一部是《政治制度论》，我检查了一下这部书的写作情况，发现还需要花好几年工夫。我没有勇气再往下写，没有勇气等到把它写完再执行我的决定。因此，我就把这部作品放弃了，决计把可以独立的部分抽出来，然后把其余的都付之一炬；我热忱地进行着这项工作，同时也并不间断《爱弥儿》的写作，不到两年，我就把《社会契约论》整理好了。

剩下的还有《音乐辞典》。这是个机动的工作，随时可以做，目的只在卖几个钱。我保留随意把它完成或放弃的自由，就看我别的收入总算起来使这笔收入对于我是必要的还是多余的。至于《感性伦理学》，一直停留在提纲阶段；我干脆把它放弃了。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计划，如果我能完全不靠抄写来生活的话，我就到远离巴黎的地方去住，因为在巴黎，不速之客络绎不绝，使得我的日用开支太大，又不让我有时间去挣钱。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最后的计划，又由于一般人都说作家丢了笔就会陷入苦闷之中，所以，为着在我的孤独生活里防止这种苦闷，我还保留着一项工作，可以用来填补空虚，却绝对不想在生前付印。我不知道雷伊怎么想起来的，他长久以来就催我写我的回忆录。虽然直到那时为止，没有什么事实能使这样一部著作很有兴趣，可是我觉得，凭我自问能够放进去的那种坦率，它是可以变得有意思的；于是我就决定以一种史无前例的真实性把这个回忆录写成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使得人们至少能有一次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老是笑蒙田的那种假天真，他佯装承认自己的缺点，却小心翼翼地只给自己派上一些可爱的缺点。我呢，我一直就认为，并且现在还认为，总的说来，我还是最好的人，我也觉得，一个人的内心不论怎样纯洁，也不会不包藏一点儿可俗的恶习。我知道人们在社会上把我描绘得太不象我本来的面目了，有时竟把我的面目歪曲得太不成样子，所以，尽管我对我坏的方面不愿有丝毫隐瞒，我亮出真面目还是只有所得，毫无所失的。而且，如果要做这种事，就不能不把别的一些人的真面目也揭露出来，因此，这部作品只能在我和别的许多人死后才可以发表，这就更使我壮起胆来写我的《忏悔录》了，我将永远不会在任何人面前为这部《忏悔录》而脸红的。所以我决计把我的余暇用来好好地做这件工作，并且开始搜集足以引导或唤醒我的记忆的种种函件和资料，深深惋惜我在此以前撕掉、烧掉、丢掉的那些东西。

这种绝对隐遁的计划是我平生制订的最合情理的计划之一，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已经在为执行这一计划进行准备了，可是上天偏偏又给我安排了另一个命运，把我投进一个新的漩涡之中。

蒙莫朗西原是以这个地方为姓的那个名门望族的古老而幽美的世业，后来遭到没收，就不属于这个家族了。它由亨利公爵的妹妹传到了孔代家族，孔代家族就把蒙莫朗西的名字改为昂吉安。现在这片公爵采地已经没有什么府第，只剩下一座老碉堡，里面藏着档案文件，以接受附庸的朝拜。但是在蒙莫朗西或昂吉安，有一座私人房屋，是号为“穷人”的克鲁瓦泽盖的，其富丽堂皇足与最华贵的府第相媲美，所以很配称为府第，而且实际上也就被人称为府第。这座华屋的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外观，它身底下的那片平台，它那在全世界也许都算是独一无二的景色，它那经高手绘画过的大厅，它那经著名的勒·诺特尔培植出来的花园——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一个总体，在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严之中，还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简朴风味，使人赞赏不绝。卢森堡公爵元帅当时住在这所房子里，每年都到他的祖先曾做过主人的这片采地上来两次，一共度过五六个星期，虽然是以普通居民的身份，但是排场的显赫并不减他家的旧日豪华。在我住到蒙莫朗西以后，他第一次来旅行的时候，元帅先生和夫人就派了一个待从来代表他们向我问候，并请我随时到他们家去吃晚饭。后来他们每来一次，总是不忘记再重复一次同样的问候和同样的邀请。这就使我回想起伯藏瓦尔夫人叫我到下房吃饭的那段故事。时代不同了，但是我却依然故我。我既不愿人家叫我到下房去吃饭，也无意跟大人先生同席。我但愿他们让我保持本色，不捧我，也不作践我。我很客气并且很恭敬地回答卢森堡先生和夫人的好意问候，但是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我既有病在身，行动不便，又赋性羞涩，拙于言词，一想到要跟宫廷的显贵周旋，我就发抖，所以我连登府拜谢都不肯去一下，虽然我理解到，我的登府拜谢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目的，而他们之那样再三敦请，都宁可说是好奇心切，并不是真正以青睐相加。

然而，友好的表示接踵而来，而且日甚一日。布弗莱伯爵夫人和元帅夫人过从甚密，她一到蒙莫朗西，就派人打听我的消息，并且询问是否可以来看我。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但是没有松口。罗伦齐骑士是孔蒂亲王王府里的人，也是卢森堡夫人的座上客，次年（即一七五九年）复活节到这里旅行的时候，来看了我好几次，我们算是认识了，他敦促我到府里去，我照旧不肯。最后，有一天下午，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只见卢森堡元帅先生到了，后面还跟了五六个人。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办法再推脱了；除非是个踞傲不恭和没有教养的人，否则就不能不去回拜他，并向元帅夫人致意，因为他曾代表元帅夫人向我致意，并且极其殷勤恳切。就这样，在凶多吉少的朕兆之下，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往来，这种往来实在是我再也推脱不了的，但是在我接受之前，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持之有据的预感，使我避之唯恐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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