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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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穿过密林了。这就是通我房间的门。马上就会亮一点了。门槛，别踩空。”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随女向导走进房间后，看见正对着门的墙上有扇窗户。医生被窗外的情景吓了一跳。窗户开向住宅的院子，对着邻居的后院和河边的一块荒地。绵羊和山羊在荒地上吃草，长长的羊毛像敞开的皮袄大襟扫着地上的尘土。除了绵羊和山羊外，两根柱子当中有一块对着窗户的招牌，医生熟识这块招牌：“莫罗与韦钦金公司。出售播种机和打谷机。”
医生见到招牌触景生情，马上便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描绘他们一家人到乌拉尔的情景。他忘记人们把斯特列利尼科夫当成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讲述了他在车厢里同政委会面的经过。这给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您看见斯特列利尼科夫了？！”她急切地问道。“我暂时什么都不对您说。可是这太重要了！简直命中注定你们一定要见面。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您一定会惊叹不已。如果我对您的话理解得不错的话，他留给您的印象与其说是不良的，不如说是良好的，对吧？”
“对，正是如此。他本应对我冷淡。我们经过他镇压和毁坏过的地方。我原以为他是个粗野的讨伐者或者是个革命的狂暴的刽子手，可他两者都不是。当一个人不符合我们的想象时，同我们事先形成的概念不一致时，这是好现象。一个人要属于一定类型的人就算完了，他就要受到谴责。如果不能把他归入哪一类，如果他不能算作典型，那他身上便还有一半作为一个人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便解脱了自己，获得了一星地半点不朽的东西。”
“听说他不是党员。”
“是的，我也觉得他不是。他身上有什么吸引队呢？那就是他必定灭亡。我觉得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将赎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革命的独裁者们之所以可泊，并非因为他们是恶棍，而是他们像失控的机器，像出轨的列车。斯特列利尼科夫同他们一样，是疯子，但他不是被书本弄疯的，而是被往昔的经历和痛苦逼疯的。我不知道他的秘密，但我相信他一定有秘密。他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是偶然的。他们需要他的时候，尚可容忍他，他同他们走同样的路，但一旦他们不需要他了，便会无情地把他甩掉并踩死，就像在他之前甩掉并踩死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样想？”
“绝对如此。”
“他就没救了吗？比如，逃跑？”
“往哪儿跑，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先前在沙皇时代还可以这样做。现在您试试看。”
“真可怜。您讲的故事引起我对他的同情。可您变了。先前您提到革命的时候没这么尖刻，没这么激动。”
“问题恰恰在这里，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凡事总该有个限度。这段日子总该见成效了吧。但很清楚，混乱和变动是革命鼓动家们唯一凭借的自发势力。可以不给他们面包吃，但得给他们世界规模的什么东西。建设世界和过渡时期变成他们自身的目的。此外他们什么也没学会。您知道这些永无休止的准备为何徒劳无益？由于他们缺乏真正的才能，对要做的事事先并未做好准备。而生活本身、生活现象和生活的天赋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为什么要让杜撰出来的幼稚闹剧代替生活，让契河夫笔下的逃学生主宰生活呢？够了。现在该我问您了。我们是在你们城里发生政变那天抵达的。交战的那天您在城里吗？”
“懊，那还用问！当然在城里。四处起火。我们自己差点被烧死。我对您说过了，房子震得很厉害。院子里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炮轰，什么可怕的事都有，像历次改变政权一样。对那种时期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成专家了。不是头一次了。白军占领的时候都干过什么事呀！杀人，报私仇，勒索敲诈。对，我忘了告诉你一件重要的事。咱们的加利乌林，在捷克人那里当上了大人物。总督之类的官。”
“我知道，听说过了。您见过他吗？”
“我们经常见面。多亏了他，我不知救过多少人！掩护过多少人！应当公正地对待他。他的表现无可指摘，像个骑士，同哥萨克大尉和警察那群卑鄙小人完全不一样。但那时操纵局势的正是这帮小人，而不是正派的人。加利乌林帮过我很多忙，真得谢谢他。您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经常到他长大的院子里去玩。院子里面住的是铁路工人。我小时候就看清楚了什么是贫困和劳动。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跟您不一样。它同我更接近。这里有许多同我亲近的东西。突然这个小男孩，扫院子人的儿子，当上了上校，甚至是白军将军。我是文职家庭出身，分不清军衔。我的职务是历史教师。是啊，就这么回事儿，日瓦戈。我帮助过很多人。我常去看他。我们常提到您。我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也从各个方面招致不少痛苦和损失。只有蹩脚书里的人才分为两个阵营，互不来往。可在生活中，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了。要想一生中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中占据一个位置，永远只意味着同一个东西，需要成为一个多么不可救药的微不足道的角色呀！啊，原来你在这儿？”
一个枕着两条小辫的八岁小女孩走进屋。两只距离很宽的细眼睛赋予她一种调皮的神态。她笑的时候眼睛微微抬起。她进门前已经知道妈妈有客人了，但跨过门槛时仍然认为有必要在脸上装出惊讶的神情，行了个屈膝礼，毫无畏惧地盯着医生，眼睛没眨一下，只有很早就学会沉思并在孤寂中长大的孩子才会这样看人呢。
“我的女儿卡坚卡。请多关照。”
“您在梅留泽耶沃给我看过她的照片。长大啦，都认不出来了！”
“原来你在家？我还以为你出去玩了。你进来我都不知道。”
“我从窟窿里取钥匙，可那儿有那么大的一只耗子。我叫起来，连忙跑开。我以为要吓死了。”
卡坚卡说，可爱的小脸做出怪样，瞪着两只调皮的小眼睛，小嘴撅着，就像一条从水里捞出来的小鱼。
“得啦，上自己屋里去吧。我请叔叔留下来吃午饭。我从烤炉里把粥取出来就叫你。”
“谢谢，可我不得不谢绝。由于我常进城，我们改在六点吃饭。我已习惯不迟到，可骑马得三个小时，有时还得四个小时，因此我才这么早来看您，对不起，我过一会儿就要走了。”
“再坐半小时吧。”
“好吧。”
“现在，既然您对我坦率，我也对您坦率，我要告诉您，您刚才提到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就是我到前线找的那个人。都说他确实死了，可我不相信。”
“我并不惊奇，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我听到那种谣传时也认为是荒谬的。因此，我才忘乎所以到这种地步，随心所欲地同您谈起他，就好像根本没有过这种谣传似的。但这种谣传荒谬至极。我见过这个人。可怎能把您同他联系在一起？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
“可都是真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同意大家的看法。连卡坚卡都知道，并为自己的父亲感到骄傲。斯特列利尼科夫是他的化名，像所有革命活动家一样。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用假名生活和活动。
“他攻打尤里亚金，向我们打炮，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为了不泄露秘密，一次也没打听过我们是否还活着。这当然是他的职责。如果他问我该怎么办，我也同样会劝他这样做。您甚至可以说，我的不受侵犯、市苏维埃为我们提供的还算过得去的住房条件以及其他等等——间接证明了他对我们的秘密关心。可您怎么也不能说服我相信您的看法。人就在身边，竟然能顶住见我们的诱惑！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力。这是某种我不”能理解的东西，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公民的美德，现今的一种深奥的智慧。可我受到您的影响，开始同您唱一个调子。但我并不想这样做。咱们不是同道。我对某种难以觉察的、非必然的东西理解得一致。但在具有广阔意义的问题上，在人生哲学上，我们还是作为论敌为好。还是再回到斯特列利尼科夫身上来吧。
“现在他在西伯利亚，而且您说得对，对他的责难也传到我的耳朵里了，听了简直叫我寒心。现在，他在西伯利亚我们最向前挺进的一块阵地上，把可怜的加利乌林——同～个院子里的朋友，以后同一条战线上的伙伴——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名字以及我们的夫妻关系对加利乌林并非秘密，但他出于无法估量的委婉从未让我感觉到这一点，虽然一提起斯特列利尼科夫就气得浑身发抖。不错，这么说他现在在西伯利亚。
“而他在这里的时候（他在这里驻扎了很久，住在铁路线上的车厢里，您在那儿见过他），我一直渴望什么时候能够意外地与他相遇。有时他到司令部去，司令部就设在科木奇的军事指挥部（立宪会议的军队）。简直是命运奇怪的嘲弄。司令部入口处的厢房，正是先前我有事求见加利乌林时他接见我的地方。比如，有一次土官学校闹事，土官生埋伏起来，向他们不喜欢的教官开枪，借口他们拥护布尔什维主义。还有迫害和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每次去的都正是时候。如果我们是城市居民并且是脑力劳动者，那么，犹太人便占我们朋友人数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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