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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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案大队的大队长郭强在一旁说道：“昨晚马局连呼了你三四回，让你来一起研究来凤山庄那案子。多大的一档子事，你小子不回话。跟谁憋臊气呢？”“别跟我说呼机没电了，呼机没带在身上那种屁话。”马凤山瞟了方雨林一眼道。
“呼机有电，我也听到呼机响了。”方雨林答道。
郭强说道：“那为什么不回局领导的话？”
方雨林犹豫了一下，答道：“我想……我已经不是刑侦支队的人了……”
马凤山在手边那个用半截可口可乐罐剪成的烟灰缸里一下摁灭了烟头，指着方雨林的鼻子问道：“你还是不是个人民警察？”
方雨林不做声了。
郭强说道：“马局问你话呢！”郭强是方雨林的好朋友，岁数比他大个六七岁，但从十九岁起就干这一行，怎么算，正经也是个“老”警察了，而且还是个“咱们自己”培养的“子弟兵”——省城公安干警的来源大体分三大部分：占大头的为部队退伍转业官兵，这是历史传统。另一部分则是本省警校或中央或各地政法公安大中专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学生，这是时代风采。还有一部分就是“土八路”、“子弟兵”，可以说是“本地特色”了——市局自己派人从本市青年中招考录取、自己派人加以培训的。这部分人中间，又有相当一部分是干警们的子弟，所以人们戏称他们为“子弟兵”。郭强就是这一类“子弟兵”。“子弟兵”忠实可靠，但“子弟兵”们也好感情用事。郭强应该说是“子弟兵”中的佼佼者，实打实地从最基层派出所干起来的。
听到马凤山板起脸问他还是不是一个“人民警察”，方雨林没带半点含糊地回答道：“是。”
“受了一点处分，就这么变着法地跟领导拿糖？”马凤山问。
方雨林忙分辩：“我不是拿糖。我知道我这个人不怎么地，根本没那个资格跟领导拿糖。但我对局领导这样处分我，有意见。我对局领导处置‘5？25’大案的一些做法想不通，对你们下令把我调离专案组也有看法……”
“你小子能不能别再提‘5？25’那档子事了？”做人更练达、也更善于处理内部人际关系的郭强赶紧抢白。他知道马凤山这会儿心里火正大，这时候跟他提“5？25”一事，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马凤山却瞪了郭强一眼，喝斥道：“让他说。”
自打受处分后，方雨林一直憋着没机会吐这口冤气，这会儿听马凤山这么一说，什么也不顾了，便敞开口子赶着往外倒：“‘5？25’大案的几个主犯携巨款潜逃，那会儿我们已经基本搞清了他们的去向，只要再有个十来天，我们就完全可以收网，把他们全部缉拿归案。为了这个大案，我和专案组的同志没日没夜地干了整整一年零两个月。就差这最后十来天了，突然不让干了。为什么？我想不通。我怀疑！”
郭强喝斥了一声：“方雨林！”
马凤山声色不动：“你让他说，我们还能不让人怀疑？”
“负案在逃的五个人中间，有三个人是市政府前主要领导的直系亲属！我们天天在报纸电视上跺着脚咬着牙哭着喊着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以法治国，要打苍蝇也敢打老虎，可……一遇到具体问题就全在那儿装傻充愣。什么法都不顶一个电话一张便条管用……”
郭强见方雨林越说越没边了，怕他再说出什么没原则的话，便赶紧上前推了他一把：“方雨林！你还有完没完？”
方雨林脸庞涨得通红，推开郭强，继续嚷道：“你们上外头听听去，现在外头连三岁的孩子都清楚，‘5？25’大案拖到今天一直结不了案的真正的根源在哪儿！”
“好嘛，既然清楚了，干吗不到上头告我们去呀！”
方雨林喘着粗气，不做声了。是啊，你有种，你告去呀！可是……可是……
马凤山冷笑了一下：“哼，一个法学院的高才生居然会被社会上三岁娃娃的某些想法左右了，还自以为高明、了不起，真有你的！你是不是觉得所有哭着喊着说以法治国的人都是混蛋？嗯？可爱的方同志方先生，我承认，在我们今天的公安队伍中，不乏这样的败类，他们跟党内的腐败分子搅和在一起，成了腐败分子的保护神。但我今天要用我三十二年的党龄和三十三年的警龄负责任地告诉你，‘5？25’大案在最后一刻突然采取这样一种让许多人都想不通的做法，绝对不是为了保护那几个市政府前主要领导的亲属，这个决定也不是某一个领导轻率作出的。至于到底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决定，我现在没这个权利告诉你，你也没那个资格知道。但是，当时你作为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的副大队长、‘5？25’专案组的副组长，在组织上作出暂时停止专案调查，中止侦破此案的决定以后，却私自继续对有关人员进行布控侦查，差一点破坏了省反腐领导小组根据中纪委和省委常委会议指示精神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事后，组织上对你只实行了撤职处分，而没有进一步追究你其他方面的责任，完全是出于爱护。昨天同样出于对你的信任和爱护，通知你来参加新案的案情分析会，你小子居然置之不理，你不觉得自己已经滑到非常危险的边缘了吗？你想跟谁对抗呢？”
方雨林却淡淡地苦笑了一下道：“我明白，我是到了该回去卖红薯的时候了。”
郭强又叫了一声：“方雨林！”
“那好，既然想回去卖红薯，把这身警服给我脱了。”马凤山站起来说道。
方雨林立即开始脱警服。郭强冲上去一把揪住方雨林的领口：“你他妈的真较上劲儿了？”
方雨林此刻却一脸的悲苦，十分恳切地对郭强说：“大队长，看来我方雨林今世是当不了一个好警察了，那就让我回去当一个好百姓吧。”
郭强又用力推了他一把：“你犯浑呢？照你这么说，我们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大队里那么多同志也都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你！你方雨林想干啥呢？”
方雨林颓然地坐倒在一个板凳上。这时，马凤山向外走去。郭强赶紧把方雨林脱下的警服塞给方雨林，示意他赶快穿上，然后赶紧跟着马凤山往外走。却没料到马凤山立即回转过身，指着那件警服，厉声对方雨林说道：“给我撂下！你以为它是啥？想脱就脱，想穿就穿？你要不给我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别想再碰这套警服。”说着，便大步走出门去。走到院子里，他还特地吩咐那位交警中队的中队长：“给我看住这小子。要么给我留下一份书面检查，要么把警服给我留下。”不一会儿，那辆崭新的警车开走了。院子里陡然安静下来。又过了一会儿，中队长给方雨林送来一沓空白的公文纸和一支圆珠笔。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劝说道：“别再犯傻了，快写吧！”见方雨林依然呆坐着不动弹，便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无奈地带上门，也走了。
这时，屋里只剩下方雨林一个人。从防煤气的风斗口传来一阵阵轻微的“呼呼”声。铁制的取暖炉上，早已烧开了的水壶在“嘶嘶”地往外喷着水蒸气。心烦意乱的方雨林拿起笔又放下；放下，又拿起。他无法否定马副局长刚才那一番用他“三十二年的党龄和三十三年的警龄”垫底说出的话，但他又无法否定近几年自己在某些事情上亲眼所见亲身所经历的那种种不公正和不公平，并且由这些不公正和不公平所造成的法的“软弱”，以至于在个别事件中所出现的法的虚伪和虚假。他不知道应该由谁来写这份检讨，才能真正找回法的神圣和崇高，找回“公安”、“司法”、“审判”、“检察”这些概念本身应有的那一种庄严和公正。而这些正是他在法学院那个被针叶松遮蔽的小图书馆藏书楼窗前，和那几个研究生、博士生常常彻夜争论的命题。此时此刻，他显得那么矛盾和痛苦，那么不知所措。突然，他抓起笔用力地向桌面上戳去。“砰”的一声，笔折断了，手上也隐隐地渗出了一些血迹。
半个小时后，方雨林突然出现在中队长面前，而且还身穿警服。中队长忙上前拦阻：“小子哎，检讨写了没有？马局可是留了话给我的，你不能不写检讨就走。嗨，你跟谁过不去，也别跟我过不去……”方雨林什么话也不说，板着脸推开他，径直向院内的存车处走去。中队长冲着方雨林的背影叫了一声：“哎哎……你小子真吃了豹子胆了？”见方雨林没理会，骑上车已经出了大门了，中队长无奈地跺了跺脚，回转身走进办公室，赶紧去查看那一沓公文纸。只见那几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标题上写着“我的检查”几个大字。
跟大多数城市一样，除了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电视台、银行和海关总部的建筑总是市内最气派、最讲究、最具有城市标志性的建筑。丁洁工作的这个电视台当然也不例外。每每走上它镜面似的大理石地面，接触镀铬的金属雕花门把，总让丁洁想起自己应该穿上百货大楼新到的那种极昂贵的“苏里”驼绒大衣似乎才更得体一些。那是一种泛着毛皮光泽、手感极好的黑色或深棕色的大衣，厚实轻暖，气质飘曳而又高贵。但有时，她又希望自己穿得随便一点。因为电视台大门前常常会有一些从县镇乡村来上访的中老年人，他们渴望能在这儿遇到一个半个好心的电视编导，能把他们的“冤情”直接在电视里曝一下光。他们大多都去过北京，在中央电视台门口千方百计地寻找过《焦点访谈》或《新闻联播》的人。他们常年在外上访，背着一个小铺盖卷，提着一个破旅行包，身上一般都比较脏，也比较臭。但他们并不愚钝，有的居然出口成章，熟记各个时期的政策条文和中央领导讲话；有的则神志不太清了，但还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唠叨个不停。他们中也有人一来就找丁洁，因为他们知道她是这个电视台的新闻部主任，便嚷嚷着要找她替他们做主申冤。每每遇到这种时候，在电视台大门口站岗的警卫都会提早向丁洁发信号。她便驾驶着她那辆墨绿色的欧宝车，躲过这些人，从别的门进。当然，我们在电视台大门口能看到的人中间，更多的，还应该说是这个城市里活得最神采飞扬的那部分人。他们年轻，脸上总流露着极自信的极疲劳的兴奋；他们几乎被所有的人都认作是一群正在走好运的人。
今天没有上访的人在大门口拦截丁洁。她顺顺当当地进了电视台主楼，但一走进新闻部那间大办公室时，却一下子被自己手下那些编辑记者包围了起来。新闻部的这些男女编辑记者真是一个赛一个似的年轻，穿着也一个赛一个似的现代。丁洁进门前，他们就在议论昨天发生在来凤山庄的那起谋杀案。等丁洁刚走进那间门上标有“新闻部主任”的玻璃小隔间，没等她按惯例打开电脑，调看电子邮件，甚至都没等她脱掉那件棕色的中长呢大衣，换掉沾着雪水泥水的女式彩色胶靴，冲一包袋装的雀巢咖啡，吃两块高级的曲奇饼干垫一垫饥，他们就冲了进来。当然，最先冲进来的，是那个最年轻的女记者。然后，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拥了进来，真让丁洁吓了一跳。
“丁姐，听说昨天市政府那个张秘书被枪杀时，您正在现场……”
“我离现场还有百十来米哩。”丁洁一边说，一边弯腰去取暖瓶。
一个女记者抢过暖瓶，替丁洁把咖啡冲上，并问：“您知道警方对这个案件有什么判断？凶手可能是什么人？凶手的作案动机到底是什么？据说，警方昨天在来凤山庄布置了相当多的警力保卫来自方方面面的领导。凶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对他作案极其不利的时间和地点下手？”
丁洁捧起咖啡杯，站起来耸了耸肩，做了个极夸张的姿势，笑道：“Ladiesandgentlemen，你们这是在逼我开记者招待会呢？本人没有参与警方任何活动，更没有参与凶手的任何活动。对各位提出的问题，无可奉告。记者招待会现在结束。”
“哎呀，丁姐，您当时离枪杀现场才一百来米。那杀人的枪声，您是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个最年轻的女编辑撅起嘴嚷道。
丁洁立即矢口否认：“没有，我可没听到什么枪声。那枪声据说特别闷。”
“甭管您是否听到了枪声，您反正离现场特近。跟我们透露一点内幕嘛！谁让咱们是搞新闻的呢？”那个最年轻的女编辑仍不甘心。
丁洁只有拿出台领导的口谕来抵挡了。今天凌晨两点来钟，台长给她打电话，强调指出，根据有关方面的指示，有关这起市政府秘书被杀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本台的任何节目中作任何宣传和透露。尤其是新闻口，近期内一定要把好这个关；要对编辑记者重申宣传纪律。“违者，小心你们的饭碗！”丁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强调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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